《一级响应》导演手记 | 76天“封城”日记

2021-04-21 09:20 发布

《叁月》

谢抒豪

2020年在武汉的60天现在想来有些乌托邦。

“封城”的76天，武汉没有成为孤岛，所有来支援的人和城里的人都只有同样一个目标，就是让武汉尽快地恢复到疫情前的轨道上去。我们尽可能用自己的摄影机以及搜集来的素材向观众呈现疫情期间武汉的生活，无论是在收治病人的医院还是在栅栏围住的社区，当几个月后，当我们开始把这120T的素材按照日期分类堆叠在剪辑软件的时间线上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些素材即是历史。

友谊社区的隔离栅栏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新冠第一次尸检相关素材的时候，这些素材是湖北台很早就驻守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的编导们拍摄的。

二月中旬，我们还没到武汉，所有的信息都来自于网络上的新闻咨询，世界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人的尸体解剖的新闻仅是一则消息，我们会意识到这可能是人类面对新冠肺炎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当所有背后的影像素材近乎一比一地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时候，看到医生是如何与家属沟通，听到家属那一句干脆的我同意，听到刘良教授与张定宇院长的电话交谈，你会觉得，在这些素材面前，你成为了历史的观众。

新冠逝者遗体解剖现场照片

这次疫情对于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大概所有人都会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经历和解读。尽管自己到武汉不算太早，但去到武汉，去观察这个封闭管理的城市，这样一份经历，格外珍贵。

还记得在2020年年初的那一个月里，自己每天会刷着疫情的消息刷到凌晨两三点。而当自己乘坐的列车驶入武汉的时候，当真正置身于这个因为疫情封锁的城市，这样的感觉不是仅仅能够通过社交媒体的信息流能够体会的。

记得在到武汉的第一天，武汉的主干道上，一个穿着防护服的人骑着单车，车上挂满了蔬菜。

已经来了很久的医疗队员告诉我，现在，在这里，要吃到新鲜的蔬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有些社区的人会专门到市郊的农田区采一些，然后带回去分发。

哪怕是在医疗队，蔬菜也是紧俏品，我们的领队也常用配发的牛奶去和周边的社区置换一些新鲜蔬菜。在武汉的时候，常会被许多小事感动到。一位接送我们的滴滴司机，告诉我们，自己每天早上六点出车，做到晚上12点送完最后一程医生回酒店才休息，这样的日子已经一个月。每天往返的油费他也没想着找谁去报销，他就想着作为一个武汉人，总是要做点什么。

76天的“封城”，对所有志愿者来说，都是一场不知道什么是个头的加时赛。

《叁月》另一位导演刘跃跟拍了志愿者汪勇和成冬很久，他们俩总喜欢和乘车的医疗队员们开玩笑和聊天。尽管这些志愿者从未进到“红区”，但也成为了那些最了解传染病房的人。哪些医院缺防护服，哪些医院缺口罩，这本账，他们心里最清楚。

还有些人，对于封城三个月的记忆是模糊的，比如我的拍摄对象钱珞珈，他在武汉雷神山医院一个多月的重症监护室整整住了43天，而他后来告诉我，他对雷神山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每天所有医生，包括我们在内，都是穿着防护服和他相见。

钱珞珈说，43天在雷神山ICU里的日子，他其实一直都在做梦，而我们就是他梦里那些太空战士。直到钱珞珈从中南医院最终结束隔离回去的那天，当我和摄像老师脱下隔离衣，他才第一次把我的名字和长相对上。这是第一次跟拍了一个人快一个半月，我才很认认真真地向我的拍摄对象介绍自己。

恢复意识没多久的钱珞珈

那些关于2020武汉的记忆，随着时间必然会一点点淡去、模糊。但当我们重新翻开这部片子，重新翻开那120T的素材阵列，思绪和回忆还是依旧会被翻涌，那一定是历史正在凝望我们。

《洞穴内外：观与照》

张怡

那列绿皮火车开走的时候，我突然恍惚了一下，仿佛刚刚消失的不是一趟火车，而是一条时空隧道。

然后，摄制组就穿越到了2020年3月13号凌晨4点27分的武汉，全世界目光的聚焦点。

封城期间

《一级响应》摄制组经上级特批进驻武汉

脚踩着武汉城的土地，呼吸着武汉城的空气，我们真真切切掉进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里。

“当时，你们是如何克服内心的恐惧的？”回顾那一刻，我总是被这样问道。

而我总是用“凡尔赛”体答道：“当时，我们要克服的，是内心的不恐惧。”

这并非笑谈。彼时，城内已看到胜利曙光，城外却幽灵四起：忽而欧洲，忽而美国。

恐怖片，总是在“鬼”如影随形时最恐怖。一旦你转过身，与“鬼”打过照面、交过手，任凭“鬼”再怎么龇牙咧嘴，也不那么恐怖了。

新冠病毒就是那“鬼”。城中，有四万名白衣战士正与之鏖战、交手。

有他们在，我打心眼里笃定地认为：这里，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以至于医疗队要对摄制组进行严格的院感培训，克服我们的“不恐惧”。

培训后，我终于可以直接打量这座城了。

与白衣战士不同，摄制组在城里的战斗方式，是作为“观者”，用“看见”驱散恐惧。因为，恐惧这东西，就跟“鬼”一样；越不敢看，越恐惧。

初看这座城，仿佛庞贝，时间被冻结了：橱窗里，模特还披挂着臃肿的冬季服饰；广告牌上，还张贴着预定年夜饭的电话号码；马路边，私家车里，还摆放着挪车电话，似乎车主只是匆匆前来办个事。

而车身上，已积满了厚厚的落叶与灰——似乎有一座无形的火山，喷发了。

但当我越深入肌理地“观看”这座城，越能觉察出她与庞贝的不同：这座城是活生生的，有呼吸的；如同一个“睡美人”，她的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免疫系统……都在暗流涌动。

我很难找出“睡美人”以外的词汇，来形容这座非常时期的城市。没有了车马喧嚣，她是如此沉静；江汉关的钟声就如同她的心跳，可以传得很远、很远。

这个觉察使我诧异。此前，当我透过文字等“介质”，管窥城内时，看到的几乎全是恐惧、绝望和愤怒。

这使我不得不思考：愤怒有时是一种虚张声势。就像小猫咪被逼到绝境时浑身竖起的毛，每一根都在传递着“我不怕”。

当小猫咪的影子映在洞壁上，就向洞外的人，呈现出大无畏的战斗者姿态。

但我在城里遇到的每一位真正的战斗者，都承认：“我害怕”。

在运送发热病人时，他们的手是抖的，他们的腿是软的，他们的汗是浃背的，他们的眼是不敢望向后视镜的。

但他们并没有缩在家里、炸起了毛，而是捏紧拳头、走出了门。

真的勇士，无暇愤怒。因为愤怒驱不散黑暗，只有光明才能照进黑暗。

洞外的人无法看到，这千千万万战斗者在洞壁上的投影；因为他们就是星星点点的光明，而光明是没有影子的。

而我们作为“观者”记录的，就是光明“照进“黑暗的样子。

纪录片人在武汉

张晓蕾

2020年3月中旬，我跟十几位同事一起去了武汉，拍摄疫情的纪录片。当时我并没有很担心，因为“全国四万名援鄂医护人员无一例感染”，说明疫情可防可控。

等我们到了武汉，见到了一起合作这部纪录片的战友——湖北电视台的纪录片人，发现他们才是勇气可嘉。他们从1月中下旬就开始了对疫情的记录，甚至在每天新增几百例病例的时候，就跟着医生进ICU拍摄。我记得当时问一位湖北台的同事，你进红区真的不怕？他说，怎么会不担心，但是看见要拍摄的医生已经走进了病房，就想着不能把拍摄对象跟丢了，但结束后但凡有点嗓子痛、头痛，就会担心是不是感染了。看来，纪录片人也不是刀枪不入，只是关键时候“我们在场”的信念能够战胜恐惧。

我们在武汉的拍摄持续了将近两个月，湖北台的同事们为了家人的安全，也都长时间不回家住在宾馆里。有一天我的摄像搭档很想回家看看3岁的女儿，于是我们在拍摄前去了他家的小区。他隔着大概20米远的距离看了女儿一眼，然后把准备好的玩具交给太太，在女儿发现他之前，就开车驶离了。

导演张晓蕾与摄像搭档张余涛

大家之所以这么小心，因为我们的很多拍摄，都在充满病毒的红区里进行，即使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也没法保证什么。而且这个防护服穿起来容易脱起来难，我记得第一次从红区出来的时候，在狭小的空间里脱防护服不是手摸到了墙，就是脚碰到了污物垃圾桶，或者转身又碰到了门，紧张到满头大汗，用酒精全身消毒了好几次才放心。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设备，哪怕是一张小小的存储卡，如果消毒不到位，都有可能会把病毒带出病房，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所以要感谢上海的医疗队，不光是为我们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也愿意增加许多麻烦，信任我们走进病房，才有机会记录下许多动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