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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婷执导的佳作《骑士》有着纪录片的质感，讲述了一位马术竞技明星慢慢接受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伤病的故事。在影片中，主角布雷迪·布莱克本在拜访四肢瘫痪的朋友莱恩·斯科特后，在车里失声痛哭。莱恩·斯科特是一位伤残严重得多的前马术竞技冠军。赵婷说，20岁的布雷迪·詹德罗——与莱恩以及其他演员合作的他在电影中扮演了与本人有些细微差别的另一个自己——他已经七年没有哭过了。只有在表演的借口下，布雷迪才允许自己屈服，回忆起类似于电影中戏剧化的事件。《骑士》从这些时刻中获得了非凡的情感现实主义，在这些时刻中，（非）演员的内心生活在虚构的庇护中展现了出来。
赵婷在她的处女作《哥哥教我唱的歌》（2015）中就试过了这种方法，这部电影聚焦于南达科他州松树岭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一对年轻的拉科塔兄妹。影片中最感人的场景之一是，12岁的主人公贾肖恩在父亲的房子废墟中泪流满面，房子被一场大火烧毁，也夺去了父亲的生命。
当贾肖恩的房子在制作过程中意外烧毁时（尽管她父亲的死亡是有剧本的），赵婷即兴创作了这一镜头，精心安排了事实与虚构的冲突，以产生一种深刻而不受影响的情感流露。《哥哥教我唱的歌》为松树岭的现代美洲原住民生活描绘了一幅启示性的肖像；《骑士》进一步挖掘，进入保留地内一个小众的、快速衰落的世界：牛仔竞技会。电影片名的字面意义恰如其分地抓住了这种文化的精神，在这种文化中，事物被赋予了独特的、上帝赋予的目的：马天生就应该在草原上漫步，而牛仔天生就是骑马的。因此，当布雷迪在一场牛仔竞技比赛中遭受了几乎致命的脑损伤，并被建议永远不要再骑马时，他唯一的信仰就是马，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像阿波罗一样受伤了，」在影片后期，他对患有自闭症的14岁妹妹莉莉说，然后严肃地把一只受伤的小马送走。「但我是人，所以我得活下去。」如果不是布雷迪和莉莉在赵婷的私密镜头前表现出的那种令人放松的真诚，这种比喻就会让人感到腻味。
布雷迪的事故让他陷入了一种存在的不确定性——在否认和顺从之间痛苦地摇摆不定——这是电影中体育片式的光辉职业生涯中断的常态。然而，凭借对社区机制的直觉，赵婷通过布雷迪与朋友和家人的互动，追溯了布雷迪的危机所带来的涟漪，揭示了一种集体的、困惑的困境：当一个牛仔不能再骑马时，没有人知道他应该做什么。
布雷迪酗酒的父亲责备他的顽固——当他不顾可怕的医疗后果的警告继续骑马时，他就有了自杀的倾向——但他也是那种告诉儿子咬紧牙关「勇敢起来」的人。雷恩敦促他（用基本的手语，煞费苦心地）永远不要放弃，即使他把自己的建议带来的后果写成了一个警示性故事。
布雷迪的同伴们提醒他，牛仔的信条是「穿越痛苦」，而他们中最令人信服的莉莉只是要求布雷迪不要死。通过对比大风吹过的田野和无尽的荒地的地平线，布雷迪不情愿地在封闭的、日光灯照明的沃尔玛工作，影片加强了他的困境：马背上的生活最终可能会杀了布雷迪，但这对他的精神生存是必不可少的。牛仔们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有着宗教般的联结——他们围着火堆交换硬汉的故事时脸上安静而崇敬的力量，或是布雷迪在驯服狂野的马驹时显而易见的魅力，赵婷通过将之置于前景，将《骑士》从关乎人类学的水平，提升至关乎宇宙学的水平。在乔舒亚·詹姆斯·理查德斯拍摄的大草原日落美景的衬托下，布雷迪的奋斗，就像之前许多电影对美国西部的演绎一样，成为一个民族的奋斗和他们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的生活方式。我和赵婷聊到了在虚构中寻找情感真相，用女性的目光拍摄壮汉牛仔，以及在动荡的政治时代拍摄充满希望的电影的重要性。记者：我听说你开始拍摄处女作《哥哥教我唱的歌》时没有剧本，而且也没有得到资金支持。你当时说，真相是「你唯一能负担的」。你是一直对纪实小说感兴趣，还是因为制作限制？赵婷：我对这部电影用「纪实小说」这个词有点担心。人们感觉它是如此真实，就像一部纪录片，我对此很欣慰。这部电影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布雷迪的生活，并由布雷迪主演。但实际上这是非常程式化的——这是虚构的，他们在演戏。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上演的。我想说的是，这部电影大约有15%的部分可能是即兴创作的，但其他部分都要按照剧本进行。很多时候，我真的认为真理和诗歌是一回事。我认为现在，在传统的纪录片制作中，人们开始探索更多的诗歌。像《杀戮演绎》《天知道》《橘色》这样的电影采用的是虚构形式，但他们试图包含事实。因为我认为这两者都是需要的。一个是给你事实，另一个是给你情感上的真实时刻，这不是用傻瓜相机就能做到的。我一开始感兴趣的是故事片；我对制作纪录片从来不感兴趣。因为拍纪录片真的很难。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我接受的是虚构训练。但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必要。我也认为制作这样的电影的电影人正在崛起。
这几乎是对电影行业现状的一种反应——谁来拍电影，谁得到融资，谁的故事得到融资。有人反对这一点。如果你不给我钱，也许我可以省着点拍。我不会选那个人，我会选这个真实的人。记者：《哥哥教我唱的歌》比《骑士》虚构成分更多吗？还是你对两者都采取了同样的方法？赵婷：一开始，《哥哥教我唱的歌》的剧本我写了三十稿，然后我越来越多地根据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人来写剧本。然后当钱没了的时候，我们仍然保留了主要的故事，把我们认为可以放在电影里的人，根据他们的身份改编成剧本。
这和《骑士》很像。但是我从我在《哥哥教我唱的歌》中犯的每一个错误中都吸取了教训，所以希望《骑士》感觉更流畅一些。记者：《哥哥教我唱的歌》中有很多传统叙事的元素，比如次要的爱情情节。《骑士》似乎非常接近布雷迪和他的故事。赵婷：这是我从《哥哥教我唱的歌》中学到的教训之一。我迷失了太多。而且，《哥哥教我唱的歌》是关于一个地方的，而《骑士》是关于一个人的。因为《哥哥教我唱的歌》触及了如此广泛的主题，我渴望回到同一个地方，但更深入——一个家庭，一个人。与《哥哥教我唱的歌》相比，《骑士》的预算更低，团队成员也更少。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局限性。记者：其中有多少是合作完成的？你和你的演员主角一起构思对话和场景吗？赵婷：是的。我第一次和布雷迪交谈，他开始告诉我他在最初几个月的恢复情况——因为他对此还记忆犹新。他四月受伤，我八月开始写剧本；我们是在九月拍摄的。只有四个月。他告诉我发生的一切，包括阿波罗的死，他第一次骑格斯的情景。我做了笔记，回到家，写出了剧本。然后当我回去的时候，我通常会把场景交给他们，让他们修改对话。赵婷：在超市里，当两个小男孩走过来和他说话时，顺便说一下，布雷迪确实教过他们两个骑马，所以他们都很尊敬他。但当他们走开时，布雷迪说：「策马加速！」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写下来。这是一个涉及很多技术问题的情况。他们会谈论马，但从来不说「马」这个词。他们会说鹿皮、柯尔特……我会说，「谁来说出马这个词！因为他们不会明白你在说什么。」我的工作就是确保它在剪辑室里可以剪出来。当我看到他们进行交流时，我就会在自己的脑海中剪辑，思考那个场景会如何发展，哪些关键台词是有意义的。我正在当场写作。然后我喊停，告诉他们：好吧，现在你要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有很多场景都是这样拍的，我甚至都懒得去写，因为我觉得，我写的东西不会和他要说的一样好。记者：你在来美国上大学之前在北京和伦敦长大。但正如人们所说，你的两部电影都讲述的是「典型的美国」故事，故事发生在美国与世隔绝的地方。作为一个局外人来拍摄这些社区是否具有挑战性，或者这是否给了你一个独特的视角？赵婷：两者都有。这并不像大多数人想的那样具有挑战性。我想部分原因是，我和你一样，是有色人种。我不是高大魁梧的白人。知道吗，如果你去了保留地，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拥抱你。
还有那些牛仔……在我认为他们很有男子气概之前，我就已经了解他们了。我来自中国，所以我不是看着西部片长大的。对于一个美国牛仔应该怎么做，我没有任何先入之见。我对待他们和我第一部电影里的孩子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拉科塔人，住在保留地。就是这样！作为一个局外人，这很容易做到。
我是一张空白的画布。我没有判断。我认为挑战在于不去评判。这与种族无关；这更多的是关于城市和乡村。我很难不去判断什么对他们更好。很多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当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展现生活的本来面目对我来说很重要，但也要尊重为什么这些人选择留下。这不仅仅是因为缺少机会。记者：我想起了《哥哥教我唱的歌》里的教室场景，老师问学生他们长大后想做什么，大多数人只想成为一名摔跤手或拥有一座农场。但在你两部电影的结尾，角色们都接受了扎根于家庭和家园的愿望，但这并不是勉强的放弃。即使布雷迪在《骑士》的结尾去了牛仔竞技表演，然后在最后一分钟退出，你也确实是以一种庆祝的方式拍摄它。你是如何构思这些结尾场景的？赵婷：就像我说的，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是，这个信息不是说那里没有希望了，他们应该离开。或者是耸人听闻的事，比如他要死了。因为牛仔竞技过后，生活还得继续。有时候，作为一种文化，我们过度渲染大英雄，大赢家。我对节目结束后会发生什么很感兴趣。你回家了，你还在继续。这就是拓荒精神。现在这个国家正遭受着很多批评，这是正确的，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来描述某些事情，但以一种你可以做出自己判断的方式向你们展示它们。到目前为止，我很感动人们想看到这个国家的好处。我参加过到处都是非常自由的民主党人的音乐节上，我看到他们与看起来来自特朗普的美国的形象有关。我很感动，因为我们的确付出了努力，无论是选演员还是选择我们想要讲述的故事类型，来展现希望。
如果你只展示生活的本来面目，你会感到惊讶。对于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感到很沮丧，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我不需要再为此做更多的贡献了。很容易就能拍出一部残酷的，由问题驱动的电影。我因为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而受到批评。
甚至在我的第一部电影中，人们都对我说，印第安人面临着这么多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讲一个青少年胡闹的故事？因为他们是人！他们不是问题。我认为问题电影很舒服。因为，当他们做得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站在一边。但是对于一个讲故事的人来说，不要诉诸于那些简单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坚守灰色地带是很重要的。那是人性的所在。记者：你和这些角色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经常把自己的缺点或不安全感暴露在银幕上，并在镜头前表现。你能和从未行动过的人一起取得这样的成就真是太了不起了。你是怎么和他们合作的？赵婷：几件事。首先，你要非常了解他们，并以此为荣。如果你的剧本是错的，那么你就是在强迫他们使用廉价的表演技巧，这是行不通的。不管你有多优秀，或者你有多想让他们做方法派的表演。如果有什么东西不奏效，我就会很快地重写。
第二点是信任。他们必须信任你。你必须是一个好的倾听者，才能真正知道什么让他们难过，什么让他们开心。对于莉莉，我知道如果她有点不高兴，她就会做我要求她做的相反的事。所以我会跟她说我想说的相反的话。你必须花时间与人相处，了解他们。即使我将来与专业演员合作，不管这意味着什么，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最后一点就是保护他们。因为一旦你获得了他们的信任，你就有了很多机会。在剪辑室和拍摄过程中，我一直在问自己，我是不是太用力了？他们知道自己在展示什么吗？他们会觉得舒服吗？如果你不保护他们，他们可能会发现。你必须赢得他们的尊重和信任。记者：看《骑士》的那一周，我还看了《西部》和《扎马》，我在想，女性的目光揭示了男性的什么特质。作为一名女性导演，你能从这些男主角身上找到一些男性导演无法找到的东西吗？赵婷：也许是男导演能从女主角身上找到而我却做不到的东西。有时候你很难在镜子里看到自己。但我认为女性的目光是非常重要的。
而这在我们电影史上的地位很低。女性电影人尊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有时觉得，为了在行业中取得进步，我们必须用男性的目光来讲述我们的故事。但尊重事实很重要。如果你了解这些人，比如布雷迪，要训练一匹马，他必须既男性化又女性化，以典型的方式既是母亲又是父亲。唯一能让马信任他的方法就是用爱和纪律。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显然不是你在西部片里看到的那种薄如纸的大男子主义牛仔。尊重这一点很重要，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目光……赵婷：反过来说，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更容易，因为他们觉得和我在一起比和一个大个子在一起更容易展现脆弱的一面。我觉得就我和布雷迪单独在车里，然后让他哭起来，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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