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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摄影师的私人档案-薛明

2020-09-22 11:24 发布

幕后 | 导演制片


2004年,西安的独立影像正处在沸腾时期,大概有十多个青年导演都在拍着自己的纪录片作品,董钧就是其中之一。他除了自己拍片外还经常组织大伙们聚在酒吧茶楼搞一些放映活动。后来,经过我艺校的同学孙锦谊介绍,我去采访了董钧,在台里做了一期节目,并在电视上播放了他的纪录片《无烟煤店》,我和他就是这样认识了。随后,他组织的独立电影放映和交流活动,我也经常去。那阵子,认识了西安本地不少纪录片作者,周渔、秦小鹏、闵涛、田波、李军虎、杜海滨、王杨、林子、小松、林鑫……


2005年,我自拍自导了一部纪录片叫《漂泊》。也是因为看到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有所感触后,拍摄了自己身边一个老大哥,讲述了他在绘画路上的流浪经历。那时,机器也没有,还是从台里李浩老师借了一台索尼190P,断断续续拍了三个月。片子剪出来后,就让董钧、周渔和刘佳他们看,说我拍的像个电视专题片,没故事、太煽情。自己太受打击,又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后来,这部片子就一直放在抽屉,再没好意思往出拿过。


西安部分纪录片作者在南二环“分水岭”工作室交流
2006年 薛明_摄影


毕业之后,我去了西安一所大学的宣传部,干了三年的摄像和剪辑工作。最初的想法是让自己磨砺一段时间,积累一些从业经验,可是,每天要去拍各种繁琐的领导会议,剪不完的新闻专题时,电影梦似乎离我越走越远了……
也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闵韬导演的剧情片《孔明灯》拍摄时,我在剧组找到了一些事情,其实什么事都干,还拍了花絮。整部片子预算少的可怜,大家都不计报酬,不辞辛苦。买不起轨道就在两棵树间拉紧绳子,用滑轮挂着摄像机拍摄移动镜头;租不起灯光,我们就买了几个工地上用的钨丝灯,想把一座桥照亮,结果引起短路,整条街道都停电了。

片子拍完后,在西北大学一个阶梯教室举行了首映。当时,西安搞独立电影的朋友都来了。北京的西安籍导演高天和赵晖也来了。片子放映完后,大家在一起开了场像模像样的研讨会,场面很热闹。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网名叫“子渔”的小个子,操着一口湖北话,对这个片子的叙事逻辑和故事结构,提出各种批评。我们这些创作者不服气,和他狠狠地吵得一架。吵完,勉强拍了张合影。然后,大家去大排档吃烧烤,喝冰峰汽水,每个人的心情就像那团炉子的烟火,忽明忽灭,难以名状。



《孔明灯》首映暨西安独立影像圈首次聚会合影
2006年薛明_摄影

2006年5月份,刘佳要拍一部关于流浪儿童题材的纪录片叫《尘土》,让我做摄影。我也胆大,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倘若不是这样,恐怕我能否掌机,继续在摄影这条路上走下去,都是未知数。我向单位请了几天假,便去了宝鸡和那些被父母抛弃的小孩住在一起。当我们陪着孩子送他们回家时,亲眼看到孩子的妈妈和爷爷再一次把他们从家门撵出,无奈之下我们又把孩子送回救助站。

就这样,我们好像又回到了起点,可是在这种拉锯的现实状态下,纪录片为我悄无声息地打开了大门。


《尘土》剧照,宝鸡 2006年薛明_摄影


2006年底,在闵韬的出租屋里,董钧手机短信收到了人生的第一笔卖图片的稿费,于是,迫不及待地去ATM机亲自查了一下,果然,数字不小。回来后,乐呵呵地拍着胸脯说:“拍!马上就拍!”第二天我和董钧坐了一夜的硬座火车去北京找到肖瞳,他从佳能公司给我们借了一台HDV小高清摄像机。回来的路上,兴奋地枕着机器在火车上睡了一晚,生怕机器被人偷走。
春节前,董钧的这部剧情片《麻雀》在宝鸡开机。王杨、闵韬、林子他们都来帮忙,我担任摄影。大家凭着满腔热血在宝鸡租了一套两居室,打地铺、睡沙发,拍了半个月,共同度过了2007年春节。特别难忘的是我们在商场买了一台带“屁股”的32寸液晶电视当监视器用,拍到哪抬到哪儿,场面相当壮观。除夕晚上,我们喝地高兴,在空无一人的十字路口给逝去的亲人烧纸钱,唱着许巍的《蓝莲花》在马路中间翻跟斗,回到宿舍抱着盆子吐到天亮。


《麻雀》工作照,宝鸡 2007年李杰_摄影

《麻雀》海报

2007年,青年导演王杨找我拍《地上·空间》。片子开机正逢麦收时节,我和王杨、小松、雷晶在大学城旁的城中村的小旅馆包了两间房,好友刘文佳还来给我们看了时辰,选了方位,举行了简陋的开机仪式。半个月里,我们拍了大学一天的运转,崔家庄的家庭教会,好乐迪KTV开业前的入职培训,金堆城商业圈的拔地而起,广场上大妈们跳着扇子舞,超市里突然蹦出一个奥特曼……
那段时间,我把190p摄像机可以说发挥了极致。长镜头、观察式、人与空间、凝视、反复地试验、摸索中,伴随着不断地试错,我得以对空间的关系作出熟练地表达。片子拍完,我和小松在王杨家住了半个月,我教会他EDIUS,他给我们做油泼面。我们几个不分昼夜,剪片子、上字幕、就这样诞生了《地上·空间》。后来我设计了海报,带着片子参加了平遥国际摄影节,在简陋陈旧的平遥县电影院里做了首映。

薛明、小松、王杨在《地上.空间》拍摄片场
2007年张菲菲_摄影

《地上.空间》海报

之后,逐渐找我拍片子的人多了起来。周渔是在西安生活的兰州籍导演,我又去拍了他的《彼岸》。影片讲述了在兰州什川镇下河坪村,有一个姓魏的老头带着自己的几个儿子,常年守候在黄河边的一只废弃铁船上,以打捞河里漂下的尸体为生的故事。在片中为了拍摄一个镜头,我在腰上拴好麻绳从六米高的崖边爬下,拍摄漂在水面上的尸体。我下去后才发现黄河是如此的安静,安静到让人心慌。长时间被水浸泡的五具尸体,已经发白腐烂,随着浪花的涌动起伏着。一股恶心的腐臭味迫使我瞬间屏住呼吸,此后一连几天都没能吃下饭。这次拍摄,让我第一次对纪录片的真实性产生质疑。很多时候,摄影师对一部纪录片,仅仅有熟练的专业技能,还不够,还要有道德、责任、价值取舍等各种因素的判断。

拍摄《彼岸》时,与国庆、王杨、亚东、周渔住在农村的土炕上
2007年薛明_摄影

《彼岸》海报

武汉长江大桥下,伴随着长江边的火车轰鸣声,一位中年卖唱女子在大桥下唱起了一首《我的老父亲》,此时一位领导模样的白发老人手攥着大把一元纸币抛向空中,唱歌女人跪地,白发老人再次从自己的呢子大衣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拿在手里甩了两下,当众塞给跪在地上唱歌的女人,此时歌声忽然渐大,“啊父亲啊父亲我的老父亲,无情的岁月把您的脊背压弯……”,与此同时画面外一列火车再次轰鸣着从他们头顶的铁桥上驶过。拍摄王国庆的《大桥下》,一首歌、一场戏、一个长镜头没有关机,从女人手中的话筒摇到那副通红的脸蛋,再摇到白发老人,再到一把抛向空中的钞票,再到周围看热闹的观众:织毛衣的、嗑瓜子的、还有遛狗的,再到地上捡钱的小三,再到桥上疾驰的火车……这些画面可能就只是那么一瞬,抓住了就有了,抓不住就流走了。

此后,不久我再次和董钧合作。他的纪录电影《大水》拿到了“CNEX”的创作基金。《大水》是在陕西渭河上的一个渡口开机的,因为拍的是移民,所以被当地警察盯上了,以检查身份证为由,被带到派出所里盘问了半天,才放回来。除夕晚上停电,我和董钧在渡口上过了一个安静的新年。


《大水》工作照,陕西大荔县2008年刘龙_摄影

《大水》海报


为了专注纪录片拍摄,2007年底我从单位辞职。春节过完,我回到家。父亲对我辞掉工作,没有收入,成天四处奔波拍摄纪录片,感到不满。我俩在家里,大吵了一架。吵完后,父亲的话,我也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到底以后怎么走,心里没有一点底气。

后来,有次,我和董钧去外面办事,坐在车里聊天。他说人人都想当导演,真正有几个人能成?你就坚持专心做一个好的摄影师,就拍纪录片,况且现在好的纪录片摄影师很缺。就是他的这句话,让我最终坚持了下来。

北京的朋友赵晖,QQ发消息说手头有一个20集的媒体纪录片,能不能去当摄影?见到赵晖,他对我也没底,租来一台松下50M的大机器,我更没底。我只好打印了说明书,连夜研究各种陌生的按键和菜单。就这样,我和赵晖、高天还有魏娟,四个人扛着机器、背着两箱磁带,从四川宜宾沿长江拍到上海崇明岛,整整两个月,我们拍了九集。

《长江大桥》播出后,父亲的态度有了好转,认可了我的职业选择。这些年,我又陆续拍摄了几部央视的片子,《中国公路》、《问路墨脱》、《牵手》、《传承》、《我从新疆来》、《运河商都》、《大美银川》等题材各异、风格不同的媒体纪录片。现在每次回家,父亲都会和我坐在一起讨论拍过的片子。


《长江大桥》工作照,重庆 2009年 魏娟_摄影

《长江大桥》工作照,上海2009年 高天_摄影
《中国公路》工作照,江苏盐城2011年钟延山_摄影

2010年春节刚过,王杨的纪录电影《中国门》提案入选了“CNEX”创作基金,这次能够入选真是不易,因为连续两年提案都被落选。三月,陕西关中平原的油菜花盛开,我们坐着开往甘肃的火车,一路上的景色越走越荒,到了会宁,光秃秃的山上寸草无生,这个地方冬天还未结束。我和王杨、牛哥、小山四人在没有任何身份的背景下找到了会宁县教育局,凭着王杨的一张嘴喷了一个小时才同意拍摄,后来把我们安排到会宁一中的高三宏志班驻校拍摄。
断断续续,一直从开学拍到高考填报志愿,中途还去北京拍了唐家岭蜗居的蚁族,去上海拍了一个不曾相识的刚从音乐学院毕业的女孩,还拍了一个国外早教机构。这三地拍摄的制片工作真的很顺,都是托朋友的朋友帮忙联系、打听。也算我们走运吧。

后来,《中国门》竟然在央视无删减全球播出,同时入围了第54届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在优酷创下了日点击率过百万的记录。这部影片在美国马里兰州放映时,有几名美国高中学生很受感动,决定远赴中国资助一名会宁学生完成他的高中学业。央视纪录频道得知后,决定拍摄《中国门》的后续故事《少年梦》。
我们再次来到会宁一中,以前黄土飞扬的操场已经变成塑胶跑道,校门也贴上了大理石,片中的主人公李兆阳老师晋升为年级组长,唯独没变的还是学生们依然在校园的操场上埋头背书的晚读场景。

在一节英语互动课上,中美学生口语对话交流。一个会宁学生提出没见过美元,想看看是什么样。当美国学生拿出一张美元时,整个班的学生都很惊讶和好奇。一张美元被学生们一个接一个的传递着看,争抢着摸;有意思的是,英语老师竟然拿出了自己钱包里的人民币和美元摆在一起说:“我长这么大其实也是第一次见到美元。”晚上去学生宿舍拍摄,看到一牙西瓜被同屋几个孩子一人一口传递着吃,孩子们脸上的满足,一直让我挂念。

《中国门》工作照,甘肃会宁2014年钟延山_摄影


《中国门》海报

《少年梦》工作照 ,甘肃会宁 2014年吉木_ 摄影

《纺织城》还是王杨导演的片子,拍摄对象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拍的是三个家庭,主要讲述西安纺织城国棉三厂自建村面临拆迁的故事。自建村建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生活条件非常差。这次虽然会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但拆迁后的补偿款却在老人的子女间产生了分配上的矛盾。拍摄中我们耐心地听几代人讲述他们生活里的辛酸,家庭中的矛盾,以及各自的不容易。很多时候,人物在镜头面前,流着眼泪讲述,我们就静静地陪伴和倾听,而不是过分地去干预他们的情绪。

这部片子跟拍了一年,我们也和这些老人们成了朋友。向彩凤老人在自家院子的废墟里从那棵又高又嫩的香椿树上给我们采摘香椿,边摘边说:“当年盖房时我们家种下了这棵树,整整吃了三十年,今天是最后一次吃了……”还有轮椅上的杨巧云老人,呆在废墟里抹着眼泪;想起年三十晚上,我们剧组在张克卿大爷家吃着热腾腾的饺子,在楼顶看着烟花……

到目前为止,《纺织城》一共申请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圣丹斯国际电影节、釜山国际电影节等多项创投基金,后期制作已经接近尾声。


《纺织城》拍摄现场 2012年 于卓_摄影



《纺织城》剧照,西安 2012年薛明_摄影
拍摄《纺织城》,王杨的父亲亲自下厨,顿顿都是美味的家常菜
2012年,于卓_摄影

2014年,一首《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歌,让一位深居湖北农村、患有先天脑瘫的女诗人余秀华火遍了全中国。导演范俭决定拍摄一部关于她的纪录片,邀请我来做摄影。我和助理开车从西安出发,来到湖北横店村的时候,范俭和制片带机器从北京赶过来。我们早到,就先去了秀华家。到家后很多记者都围着她转,电话就响个没完,我没法插上嘴,只能默默听着。余秀华接到东北一家媒体的电话采访,时间很长,足足聊了50分钟,电话另一边的问题,幼稚到让人忍俊不禁地大笑。我就拿起手机拍了几段她接受电话采访的视频。后来,范俭看了说很精彩,把这些视频也用到了成片中,还开玩笑说今天必须给你多算一天劳务。其实,纪录片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有时候拍到比拍好更有意义。
在余秀华家里,有时候,我们大半天都不开机,就陪他们聊天谈心、吃饭喝酒,还帮他们干农活,插秧收麦。任何拍摄对象在镜头面前都不可能表现出十足的信任,你要做的是与他们成为命运的共同体,感受他们所经历的,而不是一味的冷眼旁观。不要总想着怎样从拍摄对象身上获取更多素材,还得多问问自己,对他们真正了解多少。

短暂的九天拍摄剪了一个30分钟的纪录短片起名叫《一个女诗人的意外成名》,在优酷首页播出当天点击率就突破百万,评论过万条。后来优酷追加投资,我们继续跟拍余秀华的真是生活,将做一部长片,至今还在拍摄。


《一个女诗人的意外走红》工作照 2015年 于卓_摄影

余秀华在看拍摄素材,2015年 于卓_摄影
剧组人员和余秀华家人一起插秧 湖北横店村
2015年 薛明_摄影


十年间,我陆陆续续拍摄了多部纪录片。在这条路上,也不是我一个人孤林林走过来。

2013年春节,我和邱萍合作拍摄了一部关于震后重组家庭的纪录片。当时,爱人于卓怀有七个月的身孕,我犹豫不定,她却鼓励我去拍片。最终,离春节还有十天,我离开了家去了青川县东河口村拍摄。年关将近,很多饭馆已经关门歇业,吃饭极其不便。制片“大头”为了让大家能够吃好,从山里的老太太家借来厨房在一口大铁锅里给我们做蛋炒饭。那几顿饭吃得真是香,天寒地冷,大家心里是暖的。

拍摄走遍中国栏目的《墨脱公路》时,我们一路徒步跟随马帮的足迹,从帮辛乡去西登村的门巴族拍摄石锅。当时正值雨季,狭窄泥泞的马道上,我们几个扛着机器和脚架一路追赶着前方的马队,中途险些被马挤下了悬崖,幸亏助理晓明一把拽住了我的衣服才得以脱险。短短十公里的马道,我们却走了整整一天,到了晚上,四个男人挤在村委会的广播站里将就了一宿,累的连衣服都懒得脱掉。一觉醒来,又扛着机器下山拍摄门巴小伙敲制石锅,途中坐着溜索穿越雅鲁藏布江上空的拍摄,惊险、刺激又后怕。我人和机器绑着溜索滑过江面,落地后,他们才告诉我,昨天就在这条溜索上掉下去一个小孩,被江水冲走了。


《传承》工作照 福建 2014年 弥晓明_摄影

《我从新疆来》摄制组成员在那拉提草原 2015年

中央台非遗文化的媒体纪录片《传承》,刚在前段时间热播,我也参与了拍摄。为了从悬崖侧面拍到采摘铁皮石斛的惊险和不易,我和助理晓明、小魏拽着山上的枯草,背着机器一步一步爬到悬崖侧面,找到最佳拍摄点支起脚架。拍摄结束返回时,才发觉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无奈之下将器材收起留在原地,三个人相互拽着手面壁挪动,空手爬下了山,后来还是让老乡帮忙上山才取回了机器。回来后导演邱萍说,我们在拍摄时,她心里一直替我们捏着一把汗,一直撮着自己手中的佛珠在给我们念经、祈祷。

在电影的历史上,纪录片一直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它不断提醒创作者影像与真实之间的距离和关系。并且向我们提问,我们制造影像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恐怕很难有人能下定论。作为摄影师,对我而言,纪录片最大的魅力是自己一直“在场”。人和作品,在试图触及人性及其灵魂的同时,又能在生活纷繁的乱象中,不被其左右,坚持独立的思想价值,这是自己的职业意义所在。影像的记录,能让人跟人互相理解,思考,做个最直接、不撒谎的交流者。我想,这大概,是所有记录者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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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来源/电影摄影师(ID:pmovie_sheyingshi)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nF0UowRFHL3KEBrgZX6k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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