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想起来，摄影师薛明最怀念的，是大家一起煮的挂面的味道。
2005年到2009年，他跟西安独立影像圈的朋友们在城中村的出租房里打地铺。大家忍受着饥饿，一起煮挂面、吃咸菜、看盗版碟，一天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费控制在四、五块钱。这些热血青年们，就这样一面抵抗着残忍的现实，一面追寻着各自的电影梦。
正是这段艰苦的日子，让薛明得以如愿以偿地在纪录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那些和他一起尝过挂面和咸菜味道的人，对他来说是不可替代的。
2020年这部《被遗忘的春天》让薛明去到了武汉。这似乎是许多纪录片工作者不可避免的命运：有的出于职业考虑，有的出于个人感召，有的出于某种自己也无法说清的责任与担当。而对薛明来说，一切很简单——范俭要去，所以他也去了。
出发之前，薛明并非没有动摇过。没有人了解武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新闻里，末日敌托邦般的空城，生离死别、战场一般的病房都历历在目。而他和15年前那个随时都能拿起DV登上火车的自己，已经不一样了——他有了孩子，父母也不再年轻。
《被遗忘的春天》
“我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知道和他去能拍出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工作中的范俭与薛明 于卓/摄
在薛明的描述里，“细腻”是导演范俭身上最令人动容的特质。细腻到什么程度呢？哪一支镜头装在摄影包的哪一个格档里面，这样的细节范俭都清清楚楚，并要求团队严格执行。《被遗忘的春天》里因疫情而延误了治疗的杜进夫妇，就是范俭在社区副书记陈琦电话言谈的细节中捕捉到的一对人物。这种性格，在他的影像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摇摇晃晃的人间》中落在余秀华黑发上的细雪，《被遗忘的春天》中菜园里新发出的幼苗，这些充满细腻感受的意象，也只有这样的范俭能够去发现。
《被遗忘的春天》
《摇摇晃晃的人间》
范俭不接行活。不拍宣传片，更不拍广告。他的作品集里永远只有自己真正想拍的东西。“他会直接说，‘我不感兴趣，拍不了’。始终坚守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的底线，这是现在很多人难以做到的。”
就是这样的范俭告诉薛明，应该少干行活，静下心来踏踏实实拍作品。
在认识范俭之前，薛明拍的很多东西，在视听上总带着一股浓浓的电视味儿——早些年在电视台的工作似乎并没有帮助他建立起一套对电影语言的系统认知。范俭告诉他，接下来应该往电影的方向去努力，要叙事、要写意。
《摇摇晃晃的人间》
从2013年到现在，两个人已经认识了8年。认识范俭以后，薛明拍的行活越来越少。收入减半了，心也静了下来，但他依然觉得自己走得不够快。“一边拍行活，一边拍创作，会走得比较慢。有时候拍着拍着，你又拍回去了。在影像的构建上面，又被那些套路束缚住了。”结婚、生子、成家，此时的薛明也面临着经济上的压力，但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应该做出某种改变。
范俭与薛明在《被遗忘的春天》拍摄现场 郑景刚/摄
如果做不到心无旁骛，就会越走越慢。薛明彻底停掉了行活，一年只拍两三部创作。像范俭建议的那样，他开始静下心来大量阅读和看片。在实际拍摄中，他也开始尝试使用电影镜头，带着内心的感受去观察、记录。“在你最困惑的时候，在你职业生涯比较关键的时刻，有这样一个人，他能给你一些指引，我很感激。”
范俭与薛明郑景刚/摄
当然，拍电影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薛明的爱人于卓同样也是一名摄影师，《摇摇晃晃的人间》的工作照，就是出自其手。薛明、范俭夫妇4人有一个内部的家庭群，有什么好片子、好玩的事，拍摄期间哪里拍得好、哪里拍砸了，他们都毫无保留地在里面分享。两个家庭之间一直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分享生活、聊孩子、谈创作。“你聊的东西，他们都懂。有时候拍点工作照发在群里，家人一看，这么晚了大家还在拍摄，就不打电话过来了。”家人和朋友之间无条件的信任，正是薛明能够在创作道路上真正做到“心无旁骛”的最大支撑。
在新冠患者的家里拍摄，范俭告诉大家，不要穿防护服——跟拍摄对象建立足够的信任，这是纪录片工作的基础。在医院的消杀通道，两个人因给设备消杀而被紫外线灯灼伤，当晚眼睛就睁不开了。尽管从医生那得到了足够的说明和科普，但在这样需要强大心理支撑的情况面前，换一个人，未必能有追随的信念和决心。
在薛明的眼里，导演和摄影师就好似战友——在纪录片的战场，他们需要把背后交给对方。
跟薛明长期合作的导演，从来都不用看监视器——范俭是这样，王杨（《中国门》《纺织城》）也是这样。“在纪录片拍摄现场，导演如果盯监视器的话，那就是对摄影师极大的不信任。在纪录片现场，导演应该站在摄影师的背后，帮摄影师观察他的视野之外正在发生什么，再把想要的东西准确地传达给摄影师，让他去帮你实现……很多时候，导演是摄影师的第二机位，摄影师也充当着执行导演的角色。”这种互为双眼、互为双手、背靠背的关系，就好像是四面受敌的一对“战友”。在疫情之下的武汉，这样的关系似乎更加接近它的字面意思了。
董钧的《麻雀》是薛明拍摄的唯一一部剧情片。这部稚嫩的习作很少有人看到——但正是它，把西安独立影像圈的年轻人聚在了一起。
“有点类似于贾樟柯的《任逍遥》。有一些东西，我们也是模仿《任逍遥》的场景去拍的。讲的就是爱情，就是青春躁动。”
《麻雀》
“浩是县城一家老照相馆的黑白放大工，内向而倔强。从小喜欢艺术，但家里条件不好。
飞是县城一家时尚理发馆的助理，开朗而热情。从小爱出风头、报打不平。家境较好。
蕾是县城一家戏歌舞团的学员，从小喜欢跳舞。家境一般。
事情由浩从银行神使鬼差地取出5万元展开，这从天而降的一笔钱改变了他们冗淡机械的生活。蕾与浩、飞暧昧而含糊不清的感情、浩与飞男人之间微妙细腻的感情。家里突如其来的变故，挥霍之后的落寞与灰飞烟漠。
春节，大雪纷飞，在这个中国人最喜庆的日子里，他们却陷入到青春的迷茫与逝去的伤感之中，选择了以死来捍卫自己的青春。”
影片的副导演张林子，现在已经拍了三部院线电影，算是他们之中走出去的一个。后来很多人再没有拍片，从商的、开公司的，都干别的事去了。
《麻雀》现场工作照 李杰/摄
在认识董钧之前，薛明一直在电视台做栏目摄像。收藏、娱乐，他都拍过。董钧给他看了很多当时的独立电影和纪录片，其中很多都没有发行，是私下拷贝的。
“突然我感觉自己之前拍的那些东西，都是垃圾。”薛明觉得，自己好像打开了一扇崭新世界的大门，并且再也回不去了。
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就是董钧借给他的。在那之后，他学会了淘碟——四块钱一张的盗版DVD，地摊上有你寻也寻不完的宝贝。
《流浪北京》
但就是要多掏几个四块钱，对于那时被很多人视为“无业游民”的独立影像工作者们来说，也稍显拮据。于是薛明从董钧那借来光碟，花一块钱把它刻录下来，再把封面一复印——这些碟现在仍收藏在他工作室的书架上。
薛明工作室一角于卓/摄
不仅是薛明，在整个独立影像圈中，这也是大家最为热衷的交流方式。“那个时候根本下不到片子，我们这些喜欢纪录片的人只能用这样的方式看到更多的作品。今天到你这儿借一张碟，我刻完后存在我的光盘里，明天我借给你一张，你又刻进你的盘里。就是用这么一种方式来学习交流的。”
2005年反映盗版碟小贩生活的纪录片《排骨》
就是从这些盗版碟中，薛明渐渐被激发了创作的热情。等他成长为一名创作者，DVD光盘仍然是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时搞独立影像的人，总是爱把自己的作品刻在碟上送给别人。别人看了，提提意见，然后再把它翻刻，送给另一位“别人”。名不见经传的作品就以这样一种方式流传开来。就是这样，薛明骑着他的单车，卷着自己设计的《漂泊》的海报和DVD再次拜访董钧，才有了后来《尘土》、《大水》的拍摄。
通过董钧，薛明认识了独立影像圈的更多作者，这里面就包括王杨。“我们是QQ网友，大概就是05年。那时候还流行网友见面。”2000年初，见网友还不像现在这样稀松平常——你还需要下定决心，再约定一些接头暗号。薛明和王杨，互相带着自己的作品，见面了。两个人都非常欣赏对方，王杨就邀请薛明来给他拍了《地上-空间》。“王杨不光是一个导演。他影评写得非常好，也读了很多书。他的作品思想性很强。”
《地上-空间》
《中国门》
在《中国门》和《纺织城》后，王杨也慢慢调整了自己的方向。《少年梦》这部片子接着《中国门》继续关注西北贫困县城高中生的生活，不同的是这次来自会宁的高中生有了一次远赴美国的机会——在《少年梦》中，三名美国的高中生来到会宁一中支教，相应地，会宁一中高二二班的李春辉则去到了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吉尔曼（Gilman）中学（马里兰州是美国最为富裕的州之一，其中学教育水平也名列前茅）。片子本来应该于今年初播出，但因中美关系的尴尬现状，这个计划就此搁置。最近正在拍摄的《寻城记》，则是有官方投资的一个片子，题材更加大众化。用薛明的话来说，就是“西安人写给西安的一封情书”。
跟范俭一样，在薛明最困惑的时候，董钧也给了他一条关键性的建议——成为一名职业纪录片摄影师。
“他说，‘你看现在拍纪录片的人这么多，大家都想做导演，没有人干摄影。你本身就有拍图片的功底，与其跟那么多人抢着做导演，不如做一个职业的纪录片摄影师’。我一想，说的也对。后来我就一直往摄影师的方向努力。”薛明只拍纪录片，是一开始就决定好了的——他是要做纪录片在先，当摄影师，更像是一种策略，或者选择。
薛明觉得，在纪录片、电影这样需要共同创作的艺术形式中，能遇上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是一种福气。尤其是遇上一个能够彼此信任、彼此欣赏的人，那更值得珍惜。对的人，是他创作生涯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有时候我特别害怕与陌生人合作——甚至会恐惧。有人会觉得，请你过来拍，付给你劳务，还有什么不情愿的？但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要一起创作，彼此之间的价值观、气场、审美、人品以及艺术感觉等等都要吻合。在这个基础上，还包括你对题材感不感兴趣，擅不擅长……人对了，在一起共事才舒服；舒服了，才能把情感投入到创作中去。”比起早些年，薛明感觉，现在真正喜欢纪录片的人似乎更少了。电影节、纪录片节多了，来的人也多了，但真正踏踏实实静下心来拍作品的人，反而少了。“你掰着手指头是数得过来的”。
创作者之间的交流，也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大家跑很多的节展，但真正能聊作品的非常少。很多都是一些应酬、一些酒会，或者是很短时间的交流，都不是能深入下去的。不像我们十多年前，真的就是刻了光盘，带着作品，我到你家去，在电脑上把这个片子放一遍，放完之后我们交流。你觉得我拍得不好，我觉得我有道理，大家辩论得面红耳赤，但是聊完之后不影响我们的感情。非常真诚。”
“她是一个非常感性的导演，非常直接。这种直接，我觉得就是一种真诚和爱。”在《少女与马》的拍摄现场，如果拍到的画面是她想要的，杨荔钠会拍手叫好，甚至给薛明一个拥抱；但如果她觉得哪里拍得不好，就会当场拍桌子发飙，不留一点情面。不拍片的时候，两个人该喝酒喝酒，该吃肉吃肉，“可以称兄道弟的感觉”。从初学纪录片时对《老头》的膜拜到如今的“称兄道弟”，杨荔钠身上的真诚，让薛明很受触动。
薛明与杨荔钠导演在深圳拍摄《少女与马》工作照 陶旭/摄通过【42时】的课程，薛明也遇见了一些学生。跟他们的交流要来得真诚许多。有学生要买机器，他就帮忙参谋；有学生拍了片子，剪好之后给他链接；还有学生直接带着素材来西安找他……但在为人师之后，他也产生了一些困惑——这些困惑通常都围绕着更加漫长而深刻的师徒关系。
十年里，薛明前后带了十个徒弟。但真正与自己思想一致，并且能够专心在创作道路上走下去的人，寥寥无几。
一年时间手把手地带一个人，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一年之后，大家都要面临生活的压力，大多数徒弟都会选择去干行活、挣快钱。愿意像他当初那样熬过一段苦日子、留下自己作品的人，非常少。
“等他们拍了几年行活后，累了、疲了，又过来找我，说想转型拍创作。找我的导演也挺多的，很多也问我，能不能把你的徒弟介绍过来；但等他们把作品发过去，导演一看，这电视味太浓了。”
是喜欢纪录片的人少了，真诚的人少了，还是整个社会里的真诚少了？薛明有些疑惑，但他希望自己至少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把徒弟当成自己的小兄弟，时不时地叫到家里来吃饭、上课。但同时，他也不得不提高自己收徒的门槛：是否真心喜欢纪录片，是否有一致的观念，甚至经济状况如何？对于这些，他考虑得更加仔细了。
如今想起来，薛明最怀念的，是大家一起煮的挂面的味道。
2005年到2009年，他跟西安独立影像圈的朋友们在城中村的出租房里打地铺。大家忍受着饥饿，一起煮挂面、吃咸菜、看盗版碟，一天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费控制在四、五块钱。这些热血青年们，就这样一面抵抗着残忍的现实，一面追寻着各自的电影梦。正是这段艰苦的日子，让薛明得以如愿以偿地在纪录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大的收获，是让我留下了大概有五、六部作品。这些作品都是我免费帮忙拍的，大家非常纯粹，非常简单。但正是通过这些作品，别人才知道我拍的片子是什么样，我也才认识了更多的导演，有了更多的机会。如果那几年我去拍了行活，钱是挣了，但能留下什么呢？”
那些跟薛明一起尝过挂面和咸菜味道的人，对他来说是不可替代的。“上个月，董钧和王杨说他们想拍新片。我说没问题，时间一定留给你们。”为了跟兄弟再啃一次咸菜，再高劳务的工作都会拒绝——摄影师薛明就是这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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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Isa 来源/电影摄影师（ID：pmovie_sheyingshi）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4c_52ZMXY9yyxGhaQ-H1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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