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6月29日，杨德昌于美国因病逝世。从此，这位被称作“台湾社会的手术刀”的电影巨匠，完成了他的物理使命。然而2019年，《一一》《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接连在Netflix上线。杨德昌对于生命经验的描述，他所拍摄的伟大作品却可长存，历久弥香。
我小时候自己画漫画、说故事给朋友听，后来觉得拍电影很贵，不太可能实现这个梦，便放弃了，一脚踏进科技的领域；转了一圈回来，又做电影，但是做电影还是很花钱的，不可能把所有想法都实现，我自己也有很多失败的经验，一个概念要能发展成电影得很细心的琢磨。我在15年前就想处理“家庭”这个主题，也陆陆续续对故事里的一些角色写了些描述，但是，我自己知道当时我太年轻了，没有办法做好，就一直放在心里。
我希望每次都尝试做一件没有做过的新事物。比方说在《海滩的一天》里，我用杜可风当摄影师，当时的他没有一点经验，很多人极力反对。《海滩的一天》的取材是周遭的人事物，到了《青梅竹马》，它是由一个概念而发展成一个故事的，主要的概念就是台湾社会在城乡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矛盾。我创作某个主题一定是出自于兴趣。都会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我预期未来将都市视为一个单位，用各种型态去连结并产生行为会变成一种趋势。常常有人会感觉到现代社会是非常疏离的，我最近领悟到这样的感觉是和农业社会比较而来的。过去的生活形态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单纯友善。我不断思考现代社会中是否可能发展出早期农业社会这种人际关系，然后我发现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相反的，都市可以是一个发展更好、更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地方。都市只是需要有空间及时间去发展。这是我为什么会拍一些关于都市的电影，因为那已经是文明社会中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了。文明是什么？我觉得文明就是人和人之间可以和平共处，懂得互相尊重，才能够解除很多冲突与不了解。基本上我想我的电影谈善的，也谈恶的，因为这才是真实的。 很多人看完《恐怖份子》以后会认为这个电影很悲观，因为结局虽然有两种，但是一样绝望，李立群似乎只能选择杀人会自杀。但我的意思其实是要观众了解，和这样的人生比较起来，自己有多么地幸福。对我而言，拍一部悲剧是出自于关怀，是具有正面效果的。喜闹的东西或许会让开怀大笑，也对人生有比较多的期望，但是一旦希望落空，他要承受的痛苦恐怕更大。前两天我在CNN看到一则新闻，科学家将老鼠的紧张基因抽掉，和正常的老鼠比较下，这组没有紧张基因的老鼠因为对于外在的危险比较没有警觉性，因此好像活得很轻松，另外一组正常老鼠在面临危险时就会比较紧张。到后来没有紧张基因的老鼠不知道为什么就死掉了，这样的实验很能反映生命的机能。我在想，虽然压力或紧张是生活里很不好的一个部分，但是那也是让生命延续的重要原因。这个才是人生。其实我对戏剧的概念是什么呢？我常说一部车子从山坡上滚下来，这不是戏剧，一部车子从山坡上滚上去，那才是戏剧。它必须要具备一些相对的不可能性，这样才能够去吸引人，让观众想去看、去思考、去感受。我觉得在儒家的文化中，女性是很吃苦耐劳、很坚韧的。在我眼中，台湾的女性基本上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而都会中的女性是很坚强的。在我的电影里，好像常常看到男女的冲突，我想，这是“男矛女盾”吧。我希望透过这样的对立，去探看台湾社会反映出来的某些元素，以及人性中某些本质的问题。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偶像，如果真的要选一个，我觉得日本漫画家手冢治虫对我有很大的启发。看它的漫画最有趣的是，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医生，因此在漫画中会呈现很多生物学观点，这是很吸引我的一部份。另外像贝多芬或披头士等，都是偶像的其中之一。有太多伟大的东西了，幸运的话就会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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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德昌 来源/导演帮（ID：daoyanbangwx）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C4FdYi6SrtlNEho7gh7o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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