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静之：我不管经历什么样的生活，到最后都会成为一个写作人

2020-04-09 10:30 发布

从当初的诗人，后来的影视编剧，再到歌剧话剧创作，写作对邹静之来说，早已内化为本能需求。他还曾改用前国足主教练米卢的话来表达写作观，即“快乐写作，态度决定一切，享受写作”。

作为这个时代最知名的编剧之一，邹静之一度坚持着十分独特的书写方式：手写。他多产、勤奋，状态好的年月里几乎每天都要写三四个小时。著有小说《九栋》、《五月槐花香》，诗集《幡》等；影视代表作品包括《一代宗师》、《归来》、《千里走单骑》、《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大唐玄奘》；话剧代表作有《我爱桃花》、《花事如期》、《断金》等。

年轻时在北大荒插队的生活体验，是邹静之一生写作的基石。今天这篇文章里，他向我们谈起了那段往事。

本文整理自2014年《新周刊》对邹静之的采访：

我现在每天写作三四个钟头，通常是早上。我到现在也不打字，手写。有时候笔跟不上思维，闸门打开，一下子能冲出好几篇东西。现在已经写得慢了，一来是舞台剧不好写，二来年纪也大了。写《康熙微服私访记》时，三天写两集。有时候写东西就像抓逃犯，没有速度你抓不到，那个飞扬的东西出不来。现在我更享受那种琢磨、拿捏的感觉，对于一个六十来岁的人来说，控制比畅快重要。

《时装男士》杂志为邹静之拍摄写真

写作不是为了说服别人，不是表演，更多时候是在思考如何准确传达自己的意识和感受。人的内心是极其复杂的，如何把它准确地传达出来，或许是我一生都在追求的事。

很多人有奇思妙想，但不善于表达，而且离那个准确的表达特别遥远。更多的人选择人云亦云，他们的意识被世俗的用烂了的语言和意识控制着。那些寻常的、不加思索的、流俗的、是非的价值观对文学和艺术来说是糟粕，是艺术的敌人。

不自负地说，我不管经历什么样的生活，到最后都会成为一个写作人。学声乐十多年，以失败告终；书法写了十几年，也就那么回事；桥牌打了很多年，整本整本地背书，打得很好，但也没能成事。可我一写东西就和别人不太一样，第一篇小说就能发表。我想，天分一定起了作用。这么多年，我每天都写，也有二三十年了吧。如今，写作已经成了我的生理需求。

邹静之话剧代表作《我爱桃花》剧照

写作的人都敏感，我的敏感有先天的成分，也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爷爷是清朝最后一批举人，父亲也是读书人。我二年级读《三个火枪手》和《说唐》，四年级看《红楼梦》，四五年级就开始听歌剧了。我小时候是受这些传奇影响的，没有接触宏大的哲学和写实的东西，这让我的思维开阔，想象力丰富。

“文革”时我小学六年级，哥哥姐姐有的在大学读书，有的上山下乡了，父亲还在牛棚里关着，家里只有妹妹、我和妈妈三个人。我开始变得孤独和敏感。这一年我几乎不出门，但凡能在家里找到的书都看了，连《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样艰涩的书都读了。每天就是看书、抄书，疏离于人群之外。

后来，去了北大荒插队。夏天，我住在山上，一个牛棚一样的棚子，没有墙，自然也没有窗户。东北的小鸟儿（蚊子）多得不得了，还好我有蚊帐。山上腐朽的树根在夜里会发蓝光，像鬼火一样，飘飘忽忽的。后来才知道那应该是磷。我捡来些发着蓝光的树根，摞在一起，拼成一个“鬼”字。每天晚上我都会带去一本特别厚的书，有时是翦伯赞的《中国通史》，有时是《复活》和其他书。那个时候，我靠跟人交换书，读了很多东西。也许是因为有书吧，我没有像同学一样被当时的境况击垮。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大荒进入大规模开发时期

在北大荒，我练就了一个本事，那就是讲故事的技艺。那时候，每个连队都有一两个会讲故事的人，一到晚上，大家围上来，给他们讲个故事，有牛奶就能喝上牛奶，有烟也会先给你。我经常从坐着讲到困得躺到被窝里，迷迷糊糊地再讲一会儿。我讲过《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就连《第三帝国的兴亡》和《国会纵火案》都讲过。讲累了就开始演绎，开始添油加醋，很过瘾。其实，在那之前，我是很不会说话的，属于口讷的人。

劳动还留给我一个财富，让我知道盐打哪头咸，醋打哪头酸。我一直崇拜那些有手艺或者农事经验的人。就像我喜欢海子和顾城的诗，他们的诗里有生活。我刚开始写诗时，也是后朦胧，翻译体，读的是清一色的外国诗。后来我开始写北大荒，只写北大荒，那感觉就出来了。

再后来，我写了《九栋》，那是对于少年时期和北大荒时期的回忆。最近，我为《九栋》写了新序，留下了两句话：怀旧就像少女怀春，它是特别隐秘的，那种感觉不是永远都属于你的，它会失而复得，也会得而复失。当年在那个阶段进入这种写作状态，你现在再让我写那些东西，我怕是再也写不出来了。

即便是那么苦的环境，也没听说有谁得了抑郁症。那时候，大家的要求仅仅是饿了要吃饱，困了要睡觉，都是人类本质的需求。北大荒什么都没有，但有大自然。我们那个地方，站在稍微高的岗子上四周就都是地平线，没有树也没有山，都是麦子。那种辽阔啊！

曾经的北大荒已成为如今的北大仓

其实，对于整个生命来讲，很多痛苦是没质量的。在北大荒，有人因为丢了半导体就疯了，这痛苦就来得太轻浮。

委屈是委屈，那不是痛苦。一个人要展示伤口，最起码是为了荣誉和尊严，是更高层次和更宏大的痛苦。有些人很带范儿，每天都感悟，每天都痛苦，每天都愤世嫉俗，喝大酒，特立独行，好像是真理的代言人，但他不一定能拿出和那“范儿”匹配的作品和才华。相反，有些人是多么寻常的人啊，卡夫卡就是一个小职员，但他写出了《变形记》。滴水映太阳，这太高级了。

写字儿归根结底是个手艺活。我喜欢手艺人，也认识很多手艺高超的普通人，有人每天拿个半导体，过寻常日子，却能一眼看出古董家具哪条腿儿是接上的；也有人其貌不扬，但对诗歌的韵律门儿清。我曾和人说，看孩子、照顾老人和酒桌争论一样，不妨碍你的思想。多数想法都是在日常中闪烁的，日常埋没不了思想。

《时装男士》杂志为邹静之拍摄写真

现在的年轻人缺乏我们当年那种深度的无聊。我小时候，守着一只小鸡就能待上大半天，眼前是小鸡，思想可以随意飞扬。鲁迅很无聊，他写“我家屋后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这种语言的味道，这种语流的速度，放在现在谁看啊？今天的年轻人，他们有微博，有微信，每天在比着谁更有趣，谁的机灵话更多，谁的观点更犀利。其实这些东西没什么难的。所以我发现，保持贫穷或许是件好事，它能让你进入深度思考的状态。

我是个老派的人，不习惯现在年轻人的相处方式。我的语言体系和他们不一样，很多场合我都保持沉默，因为接不上话。老派的人讲究礼节、尊重，用老北京话来说就是“有礼有面”。老派的人交往不会特别激动，但彼此的认同感都很强烈。就像我和张艺谋，《千里走单骑》之后十年没再合作过，但见了面没什么前篇儿，坐下来，十年前的话题又接上了。门外是各种大佬和媒体争着抢着要见他，我们关上门聊剧本，所有的沧桑好像没有经历过一样。